百年之约，郭子建九十五岁那年，做了一个决定。
那天是大雁工程成立六十多周年的纪念日。总部大楼里张灯结彩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助代表齐聚一堂。
郭子建坐在轮椅上，被方舟推上讲台。他的腿脚已经不太利索了，但精神还好，眼睛还亮。
台上，大屏幕播放着纪念视频。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闪过——三十年前那个跪在泥地里哭着说“我想上学”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经是县一中的骨干教师；
二十年前那个被大雁工程资助做心脏手术的婴儿，今年刚从医学院毕业，成了一名心外科医生；十年前那个父母双亡、靠捡垃圾度日的少年，如今在大雁工程总部工作，负责新项目的审批……
六十五年的光阴，浓缩在一个小时里。放映结束，全场灯光亮起，掌声如雷。
郭子建被推到话筒前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晰。
“今天，我想宣布一件事。”
台下安静下来。
“我和方舟、方斌商量过了，我们决定，将大雁工程展翅飞翔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——包括我个人持有的百分之四十股份、方舟持有的百分之十五、方斌持有的百分之二十——共计五百亿，大概总市值五百亿，其中两百亿全部捐出。”
全场哗然。
郭子建没有停顿，继续说：“这笔钱，将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五十所希望小学、五十所养老院、一百所老年人活动中心。
所有项目，以大雁工程的名义运营，不收一分钱费用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。
“我这辈子，欠过很多人的情。三十五年前，我创办大雁工程的时候，只想还债。
还给我老婆的债，还给我父母的债，还给那些被我辜负过的人的债。
但后来我发现，债是还不完的。
你帮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会去帮另一个人。
另一个人，又会去帮下一个。
就像大雁迁徙，头雁累了，后面的顶上。
没有谁一直领飞，但谁都不会掉队。”
他的声音微微颤抖。
“爱玲走的时候，跟我说了一句话。
她说：‘子建，你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，不是挣了多少钱，是帮了多少人。’
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。
今天，我把这些话转送给你们。
挣钱不是本事，花钱才是。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，才是真本事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好了，我说完了。大家吃饭吧。”
全场起立，掌声经久不息。
方舟站在父亲身后，眼眶红了。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手放在父亲的肩膀上，轻轻按了按。
蒋方斌从台下走上来，站在郭子建的另一边。他的眼圈也红了，但忍住了。
“舅舅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您放心，这些学校、养老院、活动中心，我会盯着建好的。一砖一瓦，都不会马虎。”
郭子建抬起头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你从小到大，没让我失望过。”
捐赠之后，郭子建的生活安静了下来。
他不再去公司，不再过问具体事务。每天的生活很简单：
早上起床，在阳台上坐一会儿，看珠江；上午写字画画；
下午如果有精神，就让保姆推着去小区里转转；晚上看看电视，然后睡觉。
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
八十五岁之后，听力开始下降，要戴助听器才能听清别人说话。
八十七岁那年，右眼做了白内障手术，视力恢复了一些，但左眼又出了问题。
他不太在意这些，常说：“人老了，零件就该坏。不坏才不正常。”
方舟每周回来一次，陪他吃饭，跟他聊天。
蒋方斌每个月从上海飞过来一次，带着孩子来看他。
媳妇每天都来，给他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
念安很忙，周末会来看爷爷，给他讲公司里的趣事。
传小丽和雷一鸣每年都会来广州住几天。
传小丽每次来，都要在妹妹的墓前坐一下午，不说话，就那么坐着。
郭子建有时候陪她去，有时候不去。他知道，有些话，只能姐妹俩自己说。
九十五岁那年的春天，郭子建忽然让方舟带他去看看那些新建的希望小学。
“您这身体，能行吗？”方舟担心。
“行不行的，都得去。”他说，“看一眼少一眼。”
方舟拗不过他，安排了一辆车，带着他走了大半个月。
他们没有去全部五十所，只去了其中十所，分布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甘肃四个省。
每一所学校的孩子们都列队欢迎他。
他坐在轮椅上，被推到操场上，看着几百双明亮的眼睛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孩子们给他戴红领巾，送他手工做的贺卡，表演节目。
有一个彝族的小姑娘，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：“郭爷爷，谢谢您。
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，帮助别人。”
郭子建握着她的手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方舟在旁边赶紧递纸巾，小声说：“爸，别激动，注意身体。”
“我高兴。”他擦着眼泪说，“我高兴还不让哭？”
从最后一所学校回来的路上，车子经过一片田野。
春天的油菜花开得正盛，金灿灿的一片，延伸到天边。
郭子建让司机停车，他摇下车窗，看着那片花海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“方舟，”他说，“你看这花，开得多好。”
方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：“嗯，好看。”
“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花。”
他说，“年轻的时候忙着挣钱，中年的时候忙着帮人，老了忙着生病。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”
“爸，您这一辈子，没白过。”
郭子建没有回答。他看着那片油菜花，忽然想起了爱玲。
爱玲最喜欢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