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兴之行后的第三个月，李承安终于拿到了崔文远的罪证。
突破口不在杭州，不在绍兴，而在宁波。
崔家在宁波有一处私港，专门用来走私海货。暗卫在宁波蹲守了四十多天。
终于在一艘崔家的商船上查到了违禁物品——两百斤硫磺、三百斤硝石，全是朝廷明令禁止私自贩运的军资。
私藏硫磺硝石，意图谋反。
这个罪名，崔文远再也推不掉了。
消息传回京城时，李承安正在御书房批阅奏折。他放下朱笔，沉默了很久，才轻声说了一句：“终于。”
崔家的倒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引发了连锁反应。
崔文远被抓后，为了保命，开始疯狂攀咬。他供出了与崔家有往来的三十七名官员。
从致仕的大学士陈文龙到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周怀仁，从绍兴知府周慎之到杭州知府刘文藻，一个个名字被记录在案，一个个官员被锦衣卫带走。
陈文龙在自家书房悬梁自尽，留下一封遗书，只有四个字：“臣罪当诛。”
周怀仁倒是硬气，被押进诏狱时，对着李承安的方向大喊：“臣不服！臣收崔家的银子不假，但臣没有出卖过朝廷的利益！臣不服！”
李承安没有见他，只批了四个字：“依法处置。”
周慎之在狱中病倒，没等审判就死了。刘文藻倒是活了下来，成了指证崔文远的关键证人。他供出了崔家在杭州的所有不法勾当，从修堤贪墨到印子钱盘剥，一条一条，清清楚楚。
到了年底，三十七名涉案官员全部审结：斩首九人，流放十六人，罢官十二人。崔文远本人被判凌迟，家产全部抄没，崔氏一族从江南除名。
消息传遍天下，朝野震动。
与此同时，新政在江南全面铺开。
清丈田亩的工作从杭州、绍兴、宁波三府扩展到整个江南。暗卫和锦衣卫配合户部官员，一个县一个县地查，一亩地一亩地地量。那些靠隐瞒田产偷税漏税的豪强，一个个被揪了出来。
有人反抗。苏州豪强陆家纠集了三百佃户，围堵清丈田亩的官员，扬言“谁量陆家的地，就要谁的命”。
李承安二话不说，调了两千京营兵南下，直接把陆家家主押进京城，判了个斩监候。
陆家倒了之后，江南再没人敢明着对抗新政。
到第二年的秋天，江南六府的清丈工作基本完成。
结果触目惊心：此前登记的纳税田亩是两千三百万亩，清丈之后变成了三千六百万亩，多出了一千三百万亩。
这意味着，过去几十年，江南的豪强世家一直在隐瞒田产、偷逃税银。每年流失的赋税，不下两百万两。
李承安看着这份清丈报告，久久无言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历代先帝都说“江南财赋半天下”，可户部的账上却总是缺银子。银子不是没了，是被豪强吞了。
新政的第二步，是改革税制。
李承安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，推行“一条鞭法”——将各种名目的赋税徭役合并为一项，按田亩征收银两，取消一切额外摊派。
这样一来，百姓交税简单明了，官员也没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。
这条政策触动的利益更大。那些靠各种“火耗”“折色”“耗羡”中饱私囊的官员，一夜之间断了财路。
有人上书弹劾，说“一条鞭法”不合祖制；有人暗中串联，想联合各省官员集体抵制；还有人直接称病辞职，撂挑子不干了。
李承安的手段很简单：谁反对，就查谁。他让暗卫把那些反对最激烈的官员全部翻了个底朝天。
一个个贪污受贿的案子被挖出来，一个个官员被拿下。两个月之内，六部尚书换了三个，各省巡抚换了五个。
反对的声音，渐渐消失了。
到第三年的春天，新政在江南基本落地。
李承安再次南下巡视，这一次，他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。
运河两岸，金黄的油菜花依然开得灿烂，但田间劳作的农人脸上多了笑容。
他在绍兴上岸，亲自去探访了几户佃农。崔家倒台后，那些被崔家盘剥的佃户分到了田地，虽然每户只有几亩，但那是自己的地，种出来的粮食不用再交七成的租子。
“皇上万岁！”一个老农跪在地上，老泪纵横，“草民活了六十年，头一回种自己的地！皇上万岁！”
李承安扶起他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回到京城，李承安大病了一场。太医说是积劳成疾，需要静养。
他在乾清宫躺了半个月，每天只能喝粥，连批奏折的力气都没有。
黄崇远急得团团转，把太医院的所有太医都叫来会诊，可李承安的病还是不见好转。
“老爷，您这是累的。”黄崇远端着一碗药，小心翼翼地吹凉，“新政的事差不多了，您也该歇歇了。龙体要紧啊。”
李承安靠在龙榻上，面色苍白，但目光依然清亮：“黄伴，新政才刚开了个头。江南稳住了，还有湖广、四川、两广、山东、河南……天下这么大，朕要做的还多着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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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也得一件一件来啊。”黄崇远把药递过去，“您要是倒下了，新政谁来推？”
李承安接过药碗，一饮而尽。苦味在舌尖蔓延，他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。
病愈之后，李承安放慢了节奏。
不是他不想继续推新政，而是他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：他只有一个人，一天只有十二个时辰，就算不眠不休，也推不动整个天下的事。
他需要帮手，需要一大批忠心耿耿、能干事、敢干事的帮手。可这样的人，太少了。
朝中那些官员，要么是世家出身、跟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要么是庸碌无为、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好人，要么是精明世故、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。
真正能让他放心托付的人，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沈鹤算一个，但暗卫的活儿已经够他忙的了。
黄崇远算一个，其余的人，刘文藻虽然将功补过，但毕竟有前科，不能大用。周慎之死了，陈文龙死了，崔文远也死了。
他缺人，缺得厉害。
这天下午，李承安在御花园里散步，不知不觉走到了东宫。
新政执行了六年后，太子李松今年十二岁了，正在东宫读书。李承安站在窗外，看见儿子端坐在书案前，手里捧着一本《资治通鉴》，正读得入神。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身上，少年专注的侧脸让李承安恍惚了一瞬。
他想起自己十二岁的时候，先帝也是这样站在窗外看他读书。
“陛下。”东宫的侍读太监看见他，连忙跪下行礼。
李承安摆了摆手，推门走了进去。
李松抬起头，看见父亲，连忙起身行礼：“儿臣参见父皇。”
“起来。”李承安在书案旁坐下，拿起那本《资治通鉴》，翻了翻，“读到哪了？”
“回父皇，读到汉武大帝的事了。”
“汉武帝。”李承安点了点头，沉默了片刻，“你觉得汉武帝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李松想了想：“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北击匈奴、南定百越、东并朝鲜、西通西域，开拓了汉朝的疆土。但他晚年穷兵黩武，导致民生凋敝，差点重蹈秦朝的覆辙。
儿臣以为，汉武帝有功有过，功大于过。”
李承安看着儿子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：“那你觉得，汉武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”
“是他不会用人。”李松回答得很快，“汉武帝用的那些人，窦婴、田蚡、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利、桑弘羊、江充……有的好，有的坏，有的忠，有的奸。
他分不清谁是真的为他好，谁是另有所图。所以到了晚年，才会被江充骗，酿成巫蛊之祸。”